10月26日，中国证监会就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（草案）》（下称《规定草案》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《规定草案》是在2004年发布的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下称《试行规定》）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订。
与《试行规定》相比，相关行政许可程序中，首次明确了“中止审查制度”，增加了中止、恢复审查的具体程序，将原试行的规范性文件上升为规章，并且将以主席令形式发布。在征求意见稿中，最受市场关注的不是上述内容，而是股票上市由交易所核准的相关条款。
2004年7月1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了《试行规定》。其中的第七条规定，中国证监会依法可以授权派出机构、证券、期货交易所实施行政许可。授权实施的行政许可，以被授权单位的名义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此后直到 2006年5月19日，沪深交易所正式发布修订后的《股票上市规则》中，才明确了交易所拥有对股票上市、暂停和终止上市的审核权。尽管如此，此权力在证监会的相关行政许可中并未更改过来，而为了与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、《基金法》等法律法规衔接，《规定草案》删除了《试行规定》关于授权“证券、期货交易所”实施行政许可的规定，明确股票上市、暂停或终止股票、公司债券上市改由交易所直接核准或决定，而不是证监会授权证券交易所核准。
证券交易所核准权力的名正言顺，显然体现了市场的一大进步。长期以来，沪深交易所基本上处于权力的真空中。无论是新股的过会审核、上市文件的签发，还是股票上市等的核准，都由中国证监会说了算。而沪深交易所表面上是以监管者的身份出现，但实际上却形同虚设。即使是上市公司出现恶劣的违规行为，其也只能如同“隔靴搔痒”般的发个谴责公告了事，对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而言，没有丝毫的杀伤力与威慑力。因此，此前的证券交易所，从监管的角度看，更多地像个“花瓶”。而对于违规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处罚，如罚款、市场禁入等行政处罚，其权力在中国证监会。
事实上，在中国资本市场这个大熔炉中，利益的纠葛无时不在。为了获取利益，不仅上市公司、中介机构常常铤而走险，就连监管层内部亦常常“新闻”频出。曾在证监会任职的银河证券前总裁肖时庆、前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等，均因为种种原因落马。而证监会的前官员王小石、发行部副主任刘明、上市部副处长钟志伟、上市部副主任鲁晓龙等等的落马，大都集中在发行部和上市部这两个权力部门。权力过于集中，腐败等问题将随之而来。而当权力被用来寻租，最终受到伤害的除了市场之外，当然还有广大的投资者。
目前一些本该属于证券交易所的职责，都被证监会“代劳”了。此次虽明确了股票上市等由交易所核准，但新股的过会审核、发行核准等，仍然掌控在证监会手中。而从证监会数次出于市场的疲软与低迷，进而暂停新股发行来看，新股发行已成为其调控市场走势的一大工具。然而，新股发行从最初的审核制到核准制再到最终的注册制，是市场发展的大方向，而新股发行等事项由交易所来监管亦是大势所趋。况且，目前证监会对新股发行节奏的调节，一方面不利于新股的市场化发行，现行新股发行体制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；与此同时，也与监管层大力推进A股市场化的初衷相悖。
因此，此次证监会通过修订《试行规定》，将已属于交易所的权力“正名”，其背后的意义非同寻常。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规划者、管理层，证监会应该更加重视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，强化对违规行为的监管层与处罚，将一些本该属于交易所的职责与权力完全下放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证监会下放的权力还太少，而作为一线监管者的交易所还应该发挥出更大的监管作用。在监管市场这个问题上，证监会与交易所须职责分明，各司其职，该谁负责的谁负责，正如“恺撒的归恺撒，人民的归人民”。
